编者按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2017年，性别研究者将聚焦哪些新热点？应关注哪些新动向？学者们对《新女学周刊》又有哪些新期望？新年伊始，本刊特邀四位不同领域、不同性别的专家，诠释当下性别研究需要发展的新理念，寻找的新动力，探索的新路径。

聆听时代声音 回应时代呼唤

　　张李玺 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女子学院教授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步伐，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的建立自然是这一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我有几点思考。

　　第一，妇女研究不能脱离本土。深人了解真实国情，了解妇女的生存状况和需求,关注妇女目前面临什么问题、关心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对社会现象要有正确的视角和深入的思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将是从事中国妇女研究的学者们长期的努力方向。

　　第二，妇女研究不能脱离历史。社会研究不存在价值中立的问题，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历史，看待现实，尤其在分析和解读历史事件时，要看到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伟大贡献，实事求是地为时代和未来留下她们独有的历史踪迹。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总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带着时代的烙印，我们在分析和解读历史事件时，既要看到制度性或结构性的社会文化对女性自我发展的制约性压迫，也要看到时代提供给她们生存发展的有利条件，即她们在制约和有限的空间中如何发挥主体能动性。只有了解女性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与阶级、经济与文化等领域发生联系，才能发现妇女在实际生活中对妇女解放理论的认同、理解与运用，才能丰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具体内容。

　　第三，妇女研究不能脱离基本立场。妇女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尊重妇女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以妇女为本，发现和研究贴近妇女实际的问题，回应妇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以妇女群众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扎扎实实地解决不同层次妇女的不同问题。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妇女理论的基础作用，又要与时俱进，不断吸取新思想、新观念，根据时代发展和中国社会变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探索和构建。

　　第四，妇女研究不能脱离中国实践。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显著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与发展的实践，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在全面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中， 争取男女平等、获得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的活动。妇女研究不仅要发现问题而且要解决问题，在关注新常态下的妇女问题的同时，积极推动有性别意识的政策出台，切实落实“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

　　纵观中国妇女研究2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历史。《新女学周刊》作为一个“女性发展的见证者”，忠实记录了这一进程，作为一个“性别平等的推动者”，提供了新思考、新思潮、新实践的平台，我们在这里找到过去，发现未来。

社会性别研究需要新的理念和实践

　　彭希哲 复旦大学教授、妇女研究中心主任

　　新年钟声伴随着英国脱欧、叙利亚战事、难民危机、美国大选等事件而响起，人们怀着对世界未来不确定性的忐忑和担忧迎来了2017年。回到国内，党的十八大开始进行的各项改革已经全面铺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确定了新方位，正在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挺进。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事关每一个个人，也必然会重新调整各种人口群体包括女性群体的诸多利益关系。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女性群体的人力和社会资源，在广泛参与的基础上保证女性能够合理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亟需适当的法制环境和更为积极的公共政策。

　　近些年来，我国在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劳动就业、养老保障、健康卫生等诸多领域的改革常常会在“性别中立”的原则下让女性承担更多的改革成本，或者说中国的女性群体以其坚韧性和灵活性支持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变革，维护着社会和家庭的和谐。我们需要更为健全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分享发展成果的权利；我们也需要制定或设计更多的女性权益保护和促进女性全面发展的政策和项目；我们更需要在整个社会普及和实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真正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

　　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新的方位需要有新的理念，这不仅适用于经济建设，也同样适用于社会性别平等事业。实现男女平等需要发展新的理念，寻求新的动力，实施新的举措，投身新的实践。社会性别评估、社会性别预算、社会性别统计等国际社会比较成功的经验应当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更多的运用，政府主导引领、社会组织协同、市场运行操作、社区家庭参与等适合中国发展国情并植根于中国制度特色和文化传统的机制措施应当得到更充分地经验总结和实施推广。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妇女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但对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和发展目标而言还有巨大的完善和深化的空间。经济新常态下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变化，妇女的劳动参与面临着更为隐蔽的歧视；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在优化中国未来人口结构的同时对妇女的就业模式、家庭和事业的平衡、子女的照料和教育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老龄化进程中老年女性的经济保障和社会支持系统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家庭抚幼养老的能力和功能需要通过必要和有效的公共政策得到提升，这些都是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近年来在社会政策方面的主要研究重点。我们深知，在这些领域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政策咨询还不够高屋建瓴，实事项目还不够务实有效，参与主体还不够积极广泛。2017年应当是中国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积极进取的一年，复旦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也希望能够与学界和妇联的同仁加强合作、努力奋进。

　　中国在妇女/社会性别研究领域的学术资源与我们的大国地位和女性人口规模很不相称，《新女学周刊》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广大读者/作者的交流平台和信息来源，是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良师益友，对实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们预祝大家在2017年取得更大的成绩，《新女学周刊》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

妇女史研究本土化：欣喜之中有隐忧

　　焦杰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女性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作为女性学的一个内容，妇女史的产生与发展对探索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女性主义传入我国，内地的妇女史研究先后经历了妇女地位、妇女个体与群体差异、妇女生活体验等阶段，父权制、女人交换、能动性等也先后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社会性别主流化工作步伐的加快，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妇女发展问题，如生育与就业、职业发展与家务负担、妇女权益保障等，引起学术界的思考，妇女史研究本土化呼声渐起。这一呼声与近年弘扬传统文化的潮流相结合，从儒学文化中寻找适合本土妇女生存与发展的模式成为学界焦点，探讨儒家伦理与妇女的关系便成为妇女史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一些学者认为，尽管儒家伦理存在着明显的歧视和压制女性的弊端，但是作为延续了二千多年之久、博大精深且蕴含丰富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关于男阳女阴、阴阳互补的理论还是有着非常合理的因素，从中或可找到解决中国妇女社会发展和权益保障问题的突破口。在这种思维范式的影响下，女性的生存智慧，即女性通过与家庭和社会的互动以达到改善生存环境的目的，传统社会的两性关系，即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及这种分工带来的社会效益等，成为当前妇女史研究的热点。这一热点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还会持续下去。

　　我关注这一研究倾向已经有数年，在为妇女史研究日益深入感到高兴的同时，心中也有着深深的担忧。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结合社会现实，从传统文化中探索本土妇女发展模式的想法是可行的。然而，我们绝不能忘记妇女史产生的初衷，即挑战传统史学，探索妇女受压迫的历史原因，因此在寻找经验的同时不能放弃分析解构的武器，包括“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否则的话，其结果很可能与打着保护妇女旗号、推崇“三从四德”“借‘反西方’之名，行‘反现代’之实，用‘文化’来拒绝‘文明’”的所谓新儒家提倡的“只有儒家才能安顿现代女性”的论调不谋而合。对此，妇女史研究者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新女学周刊》创刊数年来一直保持高度的性别敏感意识，关注社会性别的热点问题，积极倡导公平公正，为女性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虽然与之结缘较晚，但却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新女学周刊》能一如既往，继续保持社会责任感和高度的性别敏感，为妇女群体发声，为推动社会性别平等做出更大的贡献。

　　让我们一起努力！

理解性别话语变迁 破解现实观念迷思

　　宋少鹏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副教授

　　我认为，应加强观念史研究，在长历史中理解性别话语的变迁，因为，自从“女权话语”进入中国，女权论辩在中国发生过多次，每次都与当时重要的文化观念的变迁、政经格局的变化密切关联。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妇女问题”——作为问题的妇女，曾经是维新知识分子讨论中国现代性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权作为革新中国的必要手段，是当时公共舆论的热点。只是，女权是事关民族国家建构的“妇女问题”，而不是“男女间革命”的性别问题。

　　真正把性别议题推上论域中心的是新文化运动。这场文化上的弑父运动之后，性别议题取代妇女问题成为当时论辩的主流话题。从《新青年》展开的贞操观讨论，到1920年代章锡琛、周建人、张竞生等人在《妇女杂志》《新女性》《新文化》等杂志中展开的恋爱与新性道德的论战，实质是在新文化运动破了父-子为主轴的纵向儒家秩序之后，以横向的男-女间性别秩序作为建构新社会秩序的主轴，为其提供新的道德基础。

　　抗战时期几次发生“妇女回家”的论争，背景是战争打破了既存的性别秩序，对何处是城市新女性安身立命之所——抗战建国的公共领域、抑或是现代新式小家庭——充满争议。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使妇女走出家庭成为女权主流，试图重构家庭内部性别关系的新贤妻新贤夫的讨论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尚无法展开。

　　在中国共产党主政的苏区与边区，战争也给农村妇女提供了走出男权家庭、参与公共领域的机会，但在未打破小农经济条件的地区，如何兼顾个体独立与改造旧式家庭关系，或许只是一场刚刚拉开序幕的革命。《解放日报》上曾有新民主义时期对农民家庭进行民主改造的讨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运“四三决定”出台的历史语境——探索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兼容“走出家庭”的五四女权路线与维护社会秩序所需的“巩固家庭”的策略。

　　新中国建立之后，大规模的国家建设是性别秩序重构的历史性机会，这是一个去性别化与再性别化的双重历史过程。一方面呼唤着妇女走出家庭，另一方面再生产领域的职责很大程度上仍需妇女兼顾，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并没有被彻底打破。1957年《中国妇女》杂志展开的职业妇女可不可以回家从事家务劳动的讨论；1963年《中国妇女》再次发起“女人活着为什么”“选择爱人的标准是什么”的两次讨论，都指向性别关系的重构，但在崇公抑私的革命语境里，重构性别关系的议题被再次搁置。

　　市场经济条件下，“妇女回家”的声音再起。一方面妇女参与社会劳动、解放妇女的正统说法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女性日益发展出一套基于个人自由的女权言说。女权话语取代妇女解放话语，从强调妇女参与公共领域转向私领域中的性别关系。如果说，近代以来有关性别观念的讨论得益于近代印刷业，特别是纸质媒体的发行，那么，21世纪的新社交媒体踢开了设定议题的传统文化掌门人，让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话题的挑起者，也让女权议题更为多样分散，指向日常生活中的性别关系。

　　女学，在近代中国曾经是男性知识分子教育女性的方法。今天，《新女学周刊》应成为女性发出自己声音，积极参与社会论争的新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