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与妇女儿童相关的网络舆情呈现新样态。事件性舆情依然占主导地位，政策性舆情占比相对较少，与妇女工作相关的网络回应获得网民广泛认可和点赞支持；性别盲视和性别刻板印象问题依然突出，中产阶级话语影响力增强；网络多平台格局中的娱乐化传播机制持续遮蔽性别权力结构议题，性别“反话语”表达呈现下降趋势；儿童网络舆情中儿童权利保护和儿童优先原则依然需要进一步倡导。

　　2016年， 以“知乎”“分达”等知识问答社区平台的崛起为标志，由微博、微信和其他网络社群构成的网络多平台格局形成，大数据技术和理念的迅猛发展，使得网络舆情的发展也出现新特点和新规律。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随着网络治理的深入推进及政务公开工作中对网络舆情回应的逐渐加强，网络上理性的声音进一步增强，网民在各类舆情事件中的表达比以往更为成熟理性。

　　网络舆论工作离不开对舆情规律的把握，通过对年度妇女儿童舆情的梳理，我们期待发掘并研究妇女儿童网络舆情的基本规律，为观察网络舆情并加强舆情应对，提供经验借鉴，为做好妇女儿童工作、完善网络治理提供参考。

　　2016年，与妇女儿童相关的网络舆情呈现新样态。事件性网络舆情依然占主导地位，政策性网络舆情占比相对较小，妇女工作的网络回应获得网民的广泛认可和点赞支持；在诱发妇女儿童相关网络舆情的多元因素中，性别盲视和性别刻板印象问题依然突出，中产阶级话语影响力增强；网络多平台格局中的娱乐化、视频化传播机制持续遮蔽性别权力结构问题，性别“反话语”表达的力量呈现降低趋势；儿童网络舆情中儿童权利保护和儿童优先原则依然需要进一步倡导。

　　1、关注女性权益成为网络舆情的突出特征：妇女工作获得更高关注

　　网络多平台格局下，女性权益受侵害事件依然获得极高关注。女性受到伤害、女性权益受到侵犯激发了网民的同情、愤怒情绪，成为网络舆情的重要引燃点之一，对网络舆情升温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相关女性网络舆情进入主流舆论议程设置之中，有利于厘清问题由来，并使其获得社会关注和公权力救济。

　　媒体作为“拟态环境”建构者，其作用主要是通过议程设置实现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虽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有效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及关注的先后顺序。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2016年，各大网络舆论平台竞相爆发，其中，微博重回高地、微信引爆热点和动员舆论的能力空前提升，“知乎”“果壳”等网络社群、短视频、网络直播、知识问答社区平台崛起，形成“三网”并重的多平台协同态势，影响网络舆论走势的新格局。这种网络多平台格局，对女性网络舆情的影响较为显著。

　　——女性权益受侵类事件获得较高关注

　　基于2016年的女性网络舆情监测发现，女性受到伤害、女性权益受到侵犯等类型事件获得较高关注。中国妇女报社网络舆情监测组监测分析的46个女性网络舆情样本中，女性受到伤害、女性权益受到侵犯的事件占38.3%。诸如“女子和颐酒店遭袭”“兰州交大博文学院开除患癌女教师”“南方日报记者涉嫌强奸暨南大学女实习生”“电信诈骗导致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离世”“甘肃女子杨改兰杀四子后自杀”等事件，都引发网络多平台热议。在“女子和颐酒店遭袭”事件中，当事人发出第一条微博便立刻获得网友的传播，随着事件发酵，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促使事件自下而上得到快速推进，事件相关议题两天之内全网共获50亿阅读量，并引发广泛讨论，也创造了网络舆情热度的峰值。

　　——女性网络舆情进入主流议程有利于获得社会关注和公权力救济

　　女性受到伤害、女性权益受到侵犯激发了网民的同情、愤怒情绪，成为网络舆情的重要引燃点之一，对网络舆情升温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相关女性网络舆情进入主流舆论议程设置之中，有利于厘清问题由来，使其获得社会关注和公权力救济。而以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为代表的性别平等事业的新进展及全国妇联改革的推进，也为女性网络舆情中女性权益受侵害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契机。2016年，全国妇联政务新媒体和下属媒体，积极关注并回应热点网络事件，发声的频率以及获得的社会支持度不断攀升。如针对朋友圈转载的自媒体文章《如何谋杀你的妻子》提到的家庭暴力问题的严重性和性别不平等问题，“女性之声”网络多平台发表《家庭暴力不是故事，而是违法犯罪》文章，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传播反对家庭暴力、保护女性合法权益的声音，获得了网民的点赞支持。

　　2、女性网络舆情性别盲视问题依然突出，中产阶层话语影响力增强

　　女性网络舆情的诱发因素呈现多元化态势，对性别公正的诉求常与对公权力的不满相结合，共同获得关注。女性网络舆情事件仍体现出公众的性别盲视，对男女两性的双重标准问题依然严峻。对性别话题的关注也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化，其中，中产阶层话语权增强。

　　网络舆情的发生、发展，受事件本身、诱发条件、传播节点、传播方式等多元因素影响，特别是在性别平等认知参差不齐的情况下，性别盲视和性别刻板印象问题依然突出，这也是近几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

　　——网络舆情诱发因素多元化，具有垄断性权力的机构和个体成为网络舆论的“靶子”

　　就女性网络舆情而言，舆情的发酵并非只是对女性权益的关注这一种因素导致的，往往是多元诉求、情绪和因素相交织，特别是“仇官”“仇警”等讨伐公权力的情绪，一直充斥网络。相关研究表明，公检法机关及政府职能部门等涉及公权力的机构和个体成为高度关涉主体，与社会民生相联系的政策、某些政府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持续成为网络关注焦点和民众“痛点”。2016年，以百度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也成为网民集中“声讨”的对象，这本质上是拥有信息垄断权的企业所激起的网民问责浪潮。总体来看，大约有75%的网络舆情直接或间接与公权力部门的失能有关，具有垄断性权力的机构和个体成为网络舆论的“靶子”。

　　和其他网络舆情一样，网民参与女性网络舆情的传播，既可能是对受害女性的同情，也可能是对某种社会不公正的抗争、疑惑或吐槽、围观。比如“中山市黄圃镇纪委书记强行拖拽女大学生上车”“深圳两女孩逛街没带身份证被警察强制传唤”舆情事件中，既有对疑似受侵犯女性的同情、声援和支持，也有“仇官”“仇警”情绪，甚至还有对自身身份焦虑的宣泄。类似女性网络舆情事件也成为凝聚网络力量、进行抗争性表达的载体。虽然女性网络舆情中，同情和支持女性的目的正当性不容置疑，但其所依赖的传播路径却并非出于性别平等视角，这就使得性别刻板印象持续存在、性别盲点仍有待扫除。

　　——女性网络舆情中性别盲视、性别双重标准问题突出

　　2016年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元年，伴随“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而来的女性权益被侵问题，也在一定范围内获得网络关注。“豆果副总裁或因怀孕‘被离职’”“成都一公司逼孕妇离职挺7个月身孕遭单位恶意刁难”“护士意外怀二胎被要求辞职科室称扎堆怀孕只能关门”“河南一民办学校合同：女教师上学期间怀孕赔两千”等舆情事件，在网络上的关注度相对较小，却呈现出鲜明的政策性特征。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女性在怀孕期间，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开除员工。但从网络舆论来看，怀孕女工、女高管“被离职”的事件并不鲜见，网民呼吁严惩企业违法行为、对遭歧视的怀孕女性进行救济的声音较为缺乏，不少网民表达了对公司行为的“谅解”，甚至认为“女性怀孕了最好辞职”。这种认知反映出网民仅仅将女性生育视为“麻烦”，忽视了女性生育的社会贡献，忽视了怀孕歧视是违法行为这一事实，仅仅将相关责任推到女性身上，并没有考虑到生育中的国家、企业和社会责任。

　　网络舆情事件中，对男女秉持不同的标准和要求，更倾向于诋毁女性的问题仍较为突出。如在“王宝强马蓉离婚”事件中，网民可谓一边倒地支持王宝强。而影视明星文章涉嫌出轨，其妻马伊琍一句“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却获得了无数网民的拥护和支持。在王宝强离婚事件中，网民却对出轨的女主角马蓉极尽侮辱，再也没有“婚姻家庭为重”“为了孩子”之类的劝解，而是要用舆论压垮马蓉，让她身败名裂。网民评论对男女出轨者呈现完全不同的标准，其实质是维护男性出轨的特权。

　　——女性网络舆情中性别与阶层因素相交织，中产阶层话语权增强

　　在影响女性网络舆情走势的多元因素中，性别与阶层因素相交织，中产阶层的话语权增强。长期以来，互联网被“低年龄、低收入、低教育水平”的“三低人群”充斥，中产阶层则作为网络上沉默的少数存在。如今，中产阶层走上网络舆论前台，网民的基本诉求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突出表现在“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触发的人身安全焦虑和徐玉玉事件引起的信息安全焦虑等涉及经济利益、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话题中，类似话题极易引发中产阶层网民共鸣，表现出“推己及人”的焦虑感和不安全感。“和颐酒店事件”当事人是典型的白领标志——经常出差，住商务酒店，却在看似极其安全的场所被袭扰。具有类似身份的中产阶层对女性自身、女性家属和公共安全产生了担忧，这种情绪也通过微信、微博和网络社群多平台展现，获得了广泛关注并迅速带动了涉事各方的积极回应。

　　3、娱乐化传播机制持续遮蔽性别权力结构议题，性别“反话语”表达的力量降低

　　网络传播的娱乐化倾向使得消费女性现象愈演愈烈，多平台网络格局为物化和消费女性提供了便利。此外，娱乐化传播遮蔽了男女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加大了有关性别不平等的公众议题进入公众视野的难度。暗含对女性的污名化的网络热词的使用频率下降，与此同时，具有抗争意味的性别“反话语”的使用率也呈下降趋势。

　　2016年，“三网”并重的多平台协同态势中，移动社群、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方式成为舆情传播新载体。多媒体、全媒体尤其是视频的广泛采用成为事件传播主要手段，“视觉政治”主宰网络舆情发生、发酵及热点引爆的新格局将长期存在。互动传播转向参与性传播、体验式传播，对舆论事件冲击巨大。随着直播的兴起，网络上原本就存在的“娱乐至死”精神得到强化，段子手、短视频、“网红”迅速崛起。相比较严肃的解读而言，娱乐化表达不仅符合网民碎片化、轻松愉悦的阅读倾向，而且传播力更强。

　　——娱乐化传播机制和网络上消费女性的倾向互相强化

　　具体到女性网络舆情，由于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对女性身体的消费、将女性视为性感尤物的营销倾向十分突出。“美女”“女性”成为舆情发酵的一个因素。有研究者指出，“网络媒体的交互性、虚拟性和隐蔽性，正好暗合了部分受众在现实社会中敢想不敢为的窥视欲望，社会转型带来的紧张和焦虑，也通过‘消费女性形象’在网络中得到了扭曲的释放。可以说，娱乐化传播机制和网络上消费女性的倾向互相强化。”

　　从2016年女性网络舆情的发展来看，无论是“裸条”借贷照片、视频“越过”严格的网络管制被疯狂传播，还是所谓“车震门”“最美小三”视频的火爆，都说明了娱乐化传播与消费女性的相互强化。相关视频传播忽略当事女性的隐私权，对女性的身体进行戏谑性消费。以2016年9月“女子车震视频被警察传上网，特警队内自杀身亡”为例，违法拍摄的视频上传之后，被迅速转发，直到当事女性采取自杀方式表示抗议。

　　——娱乐化遮蔽了男女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性别“反话语”表达有降低趋势

　　娱乐化传播遮蔽了男女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无视对女性权利的侵犯，延续并巩固女性被消费、被物化的地位和处境。有研究者指出，“从本质上来说，网络词语依然是社会互动的产物，不仅继承、深化社会中既有的刻板印象，还通过‘唤询’、跨平台、跨内容的传播方式营造含有性别歧视与压制的语境，并导致受众产生‘选择性曝光’的实际行为。”基于网络词语的传播更倾向于曝光、消费女性身体，而且基于对男女的双重标准，对女性设定了严苛的限制，不仅让很多女性产生自我怀疑，也对女性造成了更大伤害。

　　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从主流媒体的表达来看，“绿茶婊”“外围女”等污名化色彩浓重的词汇的使用频率和影响力均进一步降低，用简单粗暴的语言侵犯女性的现象持续好转。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伴随对女性污名严重的网络热词趋冷，“性别歧视”“直男癌”“暖男”等反思男性特权、表达女性诉求的“反词汇”虽仍有提及，但也逐渐遇冷。以弗雷泽的“次反公众”理论来看，网民通过发明“暖男”“小鲜肉”“直男癌”等词语，将过去的私人话题带到了替代性公共领域中并使其获得了公共性，突破了一元论公共领域的讨论限定。通过将女性话题引入主流舆论场，增强了性别平等的社会认同。但根据百度新闻的统计，2016年“性别歧视”“直男癌”“暖男”等新闻表述相比2015年有一定下降。

　　4、儿童权利保护和儿童优先原则依然需要进一步倡导

　　网络传播娱乐化趋势也蔓延至儿童舆情事件中。在有关儿童的舆情事件中，儿童本身常呈现失语状态，留守儿童议题虽有出现，但并未引发较高关注，儿童权利保护和儿童优先原则并未得到充分体现，仍有待进一步倡导。

　　2016年，儿童网络舆情中，事件性舆情所占比例依然较高，比如“北京中关村二小校园欺凌”事件，“《爸爸去哪儿》节目中董力阿拉蕾‘CP’争议”，《罗一笑，你给我站住》一文引发剧烈争论，“河北坠井男童”牵动全国人民的心。“教育部要求各地治理校园欺凌”也从政策层面对校园暴力进行整治，力图为儿童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相比较而言，留守儿童问题虽然出现，但并没有引发网络热议。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未能得到很好体现

　　由于儿童的声音缺失，在儿童网络舆情中，更多是成年人代替儿童的表达。如何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践行儿童优先的原则，依然面临挑战。如罗尔卖文救女事件中，因为网络视频坐实罗尔三套房的传闻，结果罗尔从被公众同情、捐助的“有爱父亲”变成了“骗子”。舆论的重心集中在罗尔的“骗捐”上，病榻上的罗一笑小朋友并没有获得舆论太多关注。“中关村二小欺凌”事件中，对校园欺凌预防、干预和处理机制而言，类似“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打回去”的以暴制暴观念得到不少人的认可。家庭和学校教育经常把男生之间的竞争看成是男孩经历社会化过程变成男人的必经阶段，并为孩子的暴力、欺凌行为买单，这是有悖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却在网络上被忽略。

　　——儿童网络舆情中儿童权利保护的边界模糊不清

　　儿童权利的保护，需要清晰地界定权利，更需要家人、教师、亲密接触群体的认知和践行，但相关网络舆情中，对儿童权利认知不清晰，没有意识到儿童权利问题的现象持续存在。 比如，娱乐节目《爸爸去哪儿》第四季邀请了年轻明星与并非亲生的孩子组成临时父女，但随着节目的播出，观众们发现，湖南卫视在剪辑和配图配字甚至是官方微博的广告上都将临时父女向“恋人”（即CP，couple）而非父女方面靠拢，不仅官方预告中出现“虐狗”字样，更有阿拉蕾身穿董力外套、露肩膀等涉嫌消费儿童色情的画面。这可以说是相关群体对儿童权利边界认知不清，通过视频放大相关问题，进而形成错误导向的案例。

　　新的一年，妇女儿童网络舆情有可能仍将以女性、儿童权益受损为引入点，通过对公权力机构、公职人员的监督等因素的叠加，带动舆情升温。中产阶层的话语权会持续增强。以具体事件为切入点观察女性网络舆情，会对妇女工作提出更为精准的要求。社会性别认知的误区，特别是基于性别刻板印象而物化女性、消费女性的态势仍会不同程度存在。

　　妇女儿童网络舆情的发展新态势要求政府、妇联组织等履行好推动男女平等的职责，也需要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参与和支持。要在把握妇女儿童舆情规律的基础上，消除传统性别观念误区，进一步建构男女平等的社会共识。特别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和理念，对妇女儿童的相关诉求进行动态监测、精准定位，更好地促进女性的主体性建设，服务妇女发展，保障儿童利益最大化。